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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读者服务 >> 信息服务 >> 2020年“两会”特辑: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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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两会”特辑
本期主题:知识产权保护
目      录


      ★近期政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政策解读
          ●知识产权保护 聚焦四大方向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干什么、怎么干”
      ★权威观点
          ●新时代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纲领性文件
          ●知识产权保护不能唱“独角戏”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与前瞻
          ●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不断跃上新水平
      ★动态发展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三大看点
          ●尊重知识产权 强化司法保护
          ●为中医药产业知识产权“把脉”
          ●数字化变革呼唤知识产权生态
          ●技术调查官是个什么“官”
          ●知识产权保护助力企业“出海”
          ●知识产权 激活创新之源

     主    编:贵州省图书馆信息服务部    电话:0851-86827417 
     本期编辑:吴书曼                    地址:贵阳市北京路1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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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政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全文如下。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激励。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制度、优化机制,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坚持严格保护、统筹协调、重点突破、同等保护,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保护,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力争到2022年,侵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发挥。
  二、强化制度约束,确立知识产权严保护政策导向
  (一)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研究制定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加快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修改完善。完善地理标志保护相关立法。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强化民事司法保护,有效执行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采取没收违法所得、销毁侵权假冒商品等措施,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开展关键领域、重点环节、重点群体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规制商标恶意注册、非正常专利申请以及恶意诉讼等行为。探索加强对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及其源代码等的有效保护。加强刑事司法保护,推进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订完善。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推动解决涉案侵权物品处置等问题。强化打击侵权假冒犯罪制度建设,探索完善数据化打假情报导侦工作机制,开展常态化专项打击行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二)严格规范证据标准。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统一审判标准。制定完善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商标、专利侵权判断标准。规范司法、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不同渠道的证据标准。推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立案标准协调衔接,完善案件移送要求和证据标准,制定证据指引,顺畅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着力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探索建立侵权行为公证悬赏取证制度,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负担。
  (三)强化案件执行措施。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建立完善市场主体诚信档案“黑名单”制度,实施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建立重复侵权、故意侵权企业名录社会公布制度,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逐步建立全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案例指导机制和重大案件公开审理机制。加强对案件异地执行的督促检查,推动形成统一公平的法治环境。
  (四)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制度。针对新业态新领域发展现状,研究加强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的保护。探索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研究加强体育赛事转播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公证电子存证技术推广应用。研究建立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电商平台保护管理标准。编制发布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指南,制定合同范本、维权流程等操作指引,鼓励企业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持续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保护环境。研究制定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保护办法,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三、加强社会监督共治,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
  (五)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加强人大监督,开展知识产权执法检查。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定期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调研。建立健全奖优惩劣制度,提高执法监管效能。加强监督问责,推动落实行政执法信息公开相关规定,更大范围更大力度公开执法办案信息,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
  (六)建立健全社会共治模式。完善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公证工作机制,培育和发展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和公证机构。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自律和信息沟通机制。引导代理行业加强自律自治,全面提升代理机构监管水平。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将知识产权出质登记、行政处罚、抽查检查结果等涉企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统一归集并依法公示。建立健全志愿者制度,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治理。
  (七)加强专业技术支撑。加强科技研发,通过源头追溯、实时监测、在线识别等技术手段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设侵权假冒线索智能检测系统,提升打击侵权假冒行为效率及精准度。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件处理和司法活动中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协助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准确高效认定技术事实。探索加强知识产权侵权鉴定能力建设,研究建立侵权损害评估制度,进一步加强司法鉴定机构专业化、程序规范化建设。
  四、优化协作衔接机制,突破知识产权快保护关键环节
  (八)优化授权确权维权衔接程序。加强专利、商标、植物新品种等审查能力建设,进一步压缩审查周期。重点提高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审查质量,强化源头保护。进一步发挥专利商标行政确权远程审理、异地审理制度在重大侵权行政执法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健全行政确权、公证存证、仲裁、调解、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之间的衔接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共享,形成各渠道有机衔接、优势互补的运行机制,切实提高维权效率。
  (九)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办案协作。制定跨部门案件处理规程,健全部门间重大案件联合查办和移交机制。健全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部门对涉嫌犯罪的知识产权案件查办工作衔接机制。在案件多发地区探索建立仲裁、调解优先推荐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案件分流制度,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推动建立省级行政区内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域审理机制,充分发挥法院案件指定管辖机制作用,有效打破地方保护。
  (十)推动简易案件和纠纷快速处理。建立重点关注市场名录,针对电商平台、展会、专业市场、进出口等关键领域和环节构建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快速处理渠道。推动电商平台建立有效运用专利权评价报告快速处置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投诉制度。指导各类网站规范管理,删除侵权内容,屏蔽或断开盗版网站链接,停止侵权信息传播,打击利用版权诉讼进行投机性牟利等行为。
  (十一)加强知识产权快保护机构建设。在优势产业集聚区布局建设一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立案件快速受理和科学分流机制,提供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纠纷解决方案。加快重点技术领域专利、商标、植物新品种审查授权、确权和维权程序。推广利用调解方式快速解决纠纷,高效对接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等保护渠道和环节。
  五、健全涉外沟通机制,塑造知识产权同保护优越环境
  (十二)更大力度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开展海外巡讲活动,举办圆桌会,与相关国家和组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交流。探索在重要国际展会设立专题展区,开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成就海外巡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对促进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支持共建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推动其共享专利、植物新品种审查结果。充分利用各类多双边对话合作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交流合作与磋商谈判。综合利用各类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宣传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成就。
  (十三)健全与国内外权利人沟通渠道。通过召开驻华使领馆信息沟通会、企业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与国内外行业协会、商会、社会团体等信息交流。组织召开知识产权保护要情通报会,及时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通报重大事项和进展,增信释疑,积极回应国内外权利人关切。
  (十四)加强海外维权援助服务。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预警防范机制,加强重大案件跟踪研究,建立国外知识产权法律修改变化动态跟踪机制,及时发布风险预警报告。加强海外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构建海外纠纷协调解决机制。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险、专利执行险、专利被侵权损失险等保险业务。建立海外维权专家顾问机制,有效推动我国权利人合法权益在海外依法得到同等保护。
  (十五)健全协调和信息获取机制。完善涉外执法协作机制,加大工作协调力度,进一步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知识产权对外工作。选设海外知识产权观察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健全重大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通报和应急机制。组织开展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调查,研究建立国别保护状况评估机制,推动改善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六、加强基础条件建设,有力支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十六)加强基础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全国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保护监测信息网络,加强对注册登记、审批公告、纠纷处理、大案要案等信息的统计监测。建立知识产权执法信息报送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大信息集成力度,提高综合研判和宏观决策水平。强化维权援助、举报投诉等公共服务平台软硬件建设,丰富平台功能,提升便民利民服务水平。
  (十七)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引导地方、部门、教育机构、行业协会、学会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专业人才培训力度。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队伍人员配备和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建立有效激励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积极性的机制,确保队伍稳定和有序交流。推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办理专业化建设,提高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在有关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顾问制度,促进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工作法治化。充分发挥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作用,做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案件代理、普法宣传等工作。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公证、社会监督等人才的选聘、管理、激励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专业人才岗位锻炼,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在维权实践中的作用。
  (十八)加大资源投入和支持力度。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鼓励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率先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示范区,形成若干保护高地。推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装备现代化、智能化建设。鼓励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并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互助基金,提升自我维权能力和水平。
  七、加大组织实施力度,确保工作任务落实
  (十九)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加强党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领导。各有关方面要按照职能分工,研究具体政策措施,协同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局要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要求有效落实,重大问题要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二十)狠抓贯彻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属地责任,定期召开党委或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制定配套措施,落实人员经费。要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开展评估,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二十一)强化考核评价。建立健全考核评价制度,将知识产权保护绩效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绩效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建立年度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制度和保护水平评估制度。完善通报约谈机制,督促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力度。
  (二十二)加强奖励激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鼓励各级政府充分利用现有奖励制度,对知识产权保护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社会参与者加强表彰。完善侵权假冒举报奖励机制,加大对举报人员奖励力度,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十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舆论引导,定期公开发布有社会影响力的典型案件,让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加强公益宣传,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进学校、进网络等活动,不断提高全社会特别是创新创业主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推动形成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新局面。
                                                                  ——来源:新华网2019-11-24

政策解读
                                知识产权保护 聚焦四大方向

    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建设侵权假冒线索智能检测系统、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制度……《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日前印发,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创新举措,明确要求实行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对我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出全面部署。《意见》将如何贯彻落实?有何亮点、难点?
  严保护:提高违法成本,强化制度约束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2013年—2018年共查处专利侵权假冒案件26.9万件、商标侵权假冒案件20.1万件。今年上半年,全国专利、商标行政执法办案实现综合执法,共查处专利侵权假冒案件6529件,查处商标违法案件1.15万件。
  与此同时,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迈出重要步伐。今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商标法,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由修改前的三倍以下提高到五倍以下,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
  《意见》要求,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严格规范证据标准、强化案件执行措施、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制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吴汉东认为,“通过强化制度约束来确立知识产权‘严保护’政策导向,加快修改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确保了‘严保护’具有合法性。”
  在吴汉东看来,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制度是一大亮点。“当前我国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宽、松、软等问题。比如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业态新领域相关专利申请的审查标准仍不完善,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新的规则,对药品专利保护需要及时跟进等。”
  大保护、快保护:健全社会共治,优化协作衔接
  通过“互联网+”对侵权行为实时监测,为社会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2018年12月,38个部委开展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使严重失信者一处受罚、处处受限……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
  《意见》要求,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建立健全社会共治模式、加强专业技术支撑。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军工表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应当推动包括政府、权利人、电子商务平台等在内的多方主体共享治理信息和治理技术,以协同共治实现互利共赢。”
  2019年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审查周期为22.7个月,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为20.5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减到5个月以内……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进步明显,知识产权的源头保护加强。
  《意见》要求,优化授权确权维权衔接程序、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办案协作、推动简易案件和纠纷快速处理、加强知识产权快保护机构建设。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依托地方共同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创新主体、市场主体提供“一站式”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当前,全国已批复设立25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志成表示,保护中心建设可切实解决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
  同保护:加强国际合作,畅通沟通机制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由2012年63.69分提升到2018年76.88分。非本国居民知识产权申请量是反映一个国家知识产权水平的“风向标”,这一数字多年来持续增长:2019年上半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达7.8万件,同比增长8.6%;国外在华商标申请量12.7万件,同比增长15.4%……
  《意见》要求,更大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健全与国内外权利人沟通渠道、加强海外维权援助服务、健全协调和信息获取机制。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宋河发分析,“同保护”是对各类主体和个人实行平等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因诉争主体的性质、类型、来源、大小而区别对待、歧视对待;也是对内外资企业、大中小企业、国有集体民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非营利组织等市场主体和个人知识产权权益一视同仁的保护。
  专家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激励。随着一系列创新举措的落地实施,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保护水平将进一步全面提升。
                                                            ——来源:《人民日报》2019-12-03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干什么、怎么干”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保护,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11月2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志成等对《意见》的亮点和要求进行了详细解读。
  明确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谁来干、谁负责”
  甘绍宁介绍,《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近日由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国家专门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现了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统一管理,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谁来干、谁负责’;《意见》的出台,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干什么、怎么干’。”甘绍宁说。
  甘绍宁表示,《意见》包括99条重点措施,立足现实发展需要,从知识产权保护严、大、快、同四个方面着手,对新时代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主要包括: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严格规范证据标准、强化案件执行措施、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制度等;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建立健全社会共治模式、加强专业技术支撑等;优化授权确权维权衔接程序、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办案协作、推动简易案件和纠纷快速处理,加强知识产权快保护机构建设等;更大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健全与国内外权利人沟通渠道、加强海外维权援助服务,健全协调和信息获取机制等。
  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知识产权保护全面从严
  “我国将大幅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宋建华介绍,多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但保护效果与权利人的期待仍有差距,“赔偿低”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意见》指出,要“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加大损害赔偿力度。”
  甘绍宁介绍,今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致力于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各项工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在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下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甘绍宁说:“立法方面,健全了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成本。目前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已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其中明确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商标法,也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由修改前的三倍以下提高到了五倍以下。”
  甘绍宁表示,我国还大力加强知识产权诚信体系建设,对重复专利侵权行为、专利代理严重违法行为等6类严重失信行为进行惩戒,让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而且我国积极加大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力度,完善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设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不断健全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沟通对话机制,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同等保护,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全国已批复设立了25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张志成介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侵权赔偿标准低等问题,《意见》着眼于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各项工作,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等环节,部署改革完善保护工作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其中一大亮点。当前,全国已经批复设立了25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
  “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了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依托地方共同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创新主体、市场主体提供一站式知识产权综合服务。这一举措也写进了《意见》。”张志成说,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集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为一体的协调联动方式,切实解决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欢迎。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按照《意见》部署,进一步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布局,确保保护中心建设取得实效。
                                                                    ——来源:光明网2019-11-26

权威观点
                               新时代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纲领性文件
                              ——访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申长雨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面向新时代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思路、新举措,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申长雨,请他就《意见》相关情况作出解读和介绍。
  记者:作为以中办、国办名义出台的首个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文件,《意见》出台有何背景和意义?
  申长雨:中央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这次中办、国办发布的《意见》,也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是对知识产权保护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再一次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中国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为做好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意见》的出台,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能的具体举措。《意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和有针对性的创新举措,为各地区各部门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了目标指向,是新时代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纲领性文件。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力地指导和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等环节,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手段,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记者: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成就?
  申长雨: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重要指示论述,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决策部署,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改革体制机制、加强司法和行政保护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加强顶层设计方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有关工作办法(试行)》《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等重要文件,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在完善法律法规方面,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修改商标法,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由修改前的最高3倍提高到5倍,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目前正在推进的专利法第四次修改,重点也是加大保护力度,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药品专利保护期补偿制度,延长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等。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知识产权“严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
  在改革体制机制方面,中央作出了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大部署,实现了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统一管理,调整了知识产权执法监管机制,将原来由工商和知识产权等部门承担的商标专利等执法职能统一由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承担,进一步加强了知识产权执法监管力度。
  在强化司法保护方面,国家专门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探索设立了多家地方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庭。2018年,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达到20多万件,实现了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和程序集约化。
  在行政保护方面,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13年—2018年共查处专利侵权假冒案件26.9万件、商标侵权假冒案件20.1万件。实施“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在全国批准建立25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完善快速授权、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的协调联动机制,为社会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广泛认可。调查显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已由2012年的63.69分提升到2018年的76.88分,整体步入良好阶段。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由2013年的第三十五位,提高到2019年的第十四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
  记者: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对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哪些创新举措?
  申长雨:《意见》立足现实发展需要,从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体系等方面着手,对知识产权保护做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
  一是着眼强化制度约束,确立知识产权严保护政策导向。《意见》从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严格规范证据标准、强化案件执行措施、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制度四个方面提出28条重点措施。包括针对侵权违法成本低的问题,提出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加快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额的上限,加大损害赔偿力度;针对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滞后的问题,提出研究加强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的保护。
  二是着眼加强社会监督共治,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意见》从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建立健全社会共治模式、加强专业技术支撑三个方面提出13条重点措施,包括:针对部分案件办理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提出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针对社会各界呼吁更加经济便捷维权渠道的诉求,提出完善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公证工作机制,培育和发展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和公证机构;针对专业技术支撑不够的问题,提出加强科技研发,通过技术手段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三是着眼优化协作衔接机制,突破知识产权快保护关键环节。《意见》从优化授权确权维权衔接程序、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办案协作、推动简易案件和纠纷快速处理、加强知识产权快保护机构建设四个方面提出15条重点措施。包括针对电商平台等网站侵权假冒行为易发多发的问题,提出推动电商平台建立有效运用专利权评价报告快速处置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投诉制度,指导各类网站规范管理,提高侵权投诉处理效率等;针对知识产权快保护机构建设亟待加强的需求,提出在优势产业集聚区布局建设一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推动快速协同保护。
  四是着眼健全涉外沟通机制,塑造知识产权同保护优越环境。《意见》从更大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健全与国内外权利人沟通渠道、加强海外维权援助服务、健全协调和信息获取机制四个方面提出16条重点措施。包括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对促进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支持共建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加强海外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构建海外纠纷协调解决机制等。
  《意见》强调全面加强党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领导。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属地责任。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鼓励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率先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示范区。将知识产权保护绩效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绩效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确保各项工作要求有效落实。
  记者: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如何推动和保障《意见》的贯彻落实,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实效?
  申长雨: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认真抓好《意见》的传达学习、宣传解读和贯彻落实,确保各项规定和政策措施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见到实效。
  一是做好《意见》的宣传解读。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文件内容等进行系统解读,依托媒体做好《意见》宣传,进一步提升各方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了解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为相关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二是制定好落实《意见》的推进计划。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对照《意见》提出的节点目标,结合各自职能和分工安排,牵头制订推进计划,明确阶段性工作要点,把《意见》的“设计图”变成“施工图”“责任书”“动员令”,将各项工作落细落小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三是完善落实《意见》的工作机制。持续完善与各部门各地区的工作推进与衔接机制,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统筹推进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建立重点任务考核评价和督促检查机制,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跟踪问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工作进展情况及重大事项,也将按程序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四是做好《意见》落实的组织保障。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完善管理机构设置等,为《意见》的落实提供给人、财、物等基础保障,确保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来源:《人民日报》2019-11-25

                              知识产权保护不能唱“独角戏”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对知识产权保护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中国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为做好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申长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意见》的出台,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能的具体举措。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就面向新时代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思路、新举措。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知识产权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将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放在了一个突出重要位置。正如申长雨局长所说,《意见》提出的共7部分99条创新举措,均体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旨在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也意在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说。
  韩秀成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未来治理体系要更加关注加强中央事权管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部分特别提出,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这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和未来长远发展需要而作出的重大决定,主要是解决由于地方保护导致的同种情况不同判决、反复侵权、故意侵权,执法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韩秀成说。
  针对这一问题,《意见》提出系列创新措施,包括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统一审判标准;制定跨部门案件处理规程,健全部门间重大案件联合查办和移交机制;推动建立省级行政区内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域审理机制,充分发挥法院案件指定管辖机制作用,有效打破地方保护,等等。
  韩秀成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还强调,要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这也是《意见》的一大亮点。
  以业界关心的惩罚性侵权赔偿为例,目前,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已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其中明确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今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商标法,也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由修改前的3倍以下提高到了5倍以下。
  “《意见》提出,要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强化民事司法保护,有效执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等措施,说明我们在知识产权严保护方面的立场是坚定的。”韩秀成说。
  “另外,《意见》还强调了要加强社会监督共治,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这一点我们几年前讨论相关文件时,各方面还有不同意见,但现在写进中央的文件,说明已经成为共识,也是势在必行。”韩秀成说。
  韩秀成表示,此前有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司法部门的事,但考虑到中国目前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总体不高,侵权多发、故意侵权多等现象,光靠司法部门肯定不行,行政、社会力量都必须参与,需要这样一种合力。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我国逐步构建的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正起到积极作用。
  韩秀成举例说,人大的执法检查等对知识产权保护是很有力的监督和促进,政协的调研和提案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阿里巴巴每年都要发布知识产权保护报告,且招募了几十万名志愿者,将知识产权违法信息提供给司法、行政等执法部门。这些比较好的举措均被吸纳进《意见》。
  《意见》提出,引导代理行业加强自律自治,全面提升代理机构监管水平;建立健全志愿者制度,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治理;加强科技研发,通过源头追溯、实时监测、在线识别等技术手段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知识产权保护不是某个部门的‘独角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有赖于行政、司法、执法等部门及相关从业机构和行业协会的通力协作,以及全社会对创新文化的认识及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知识产权与科技法研究所所长孙国瑞教授强调。
                                                              ——来源:《科技日报》2019-11-27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与前瞻
    知识产权制度是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产物。而今,人工智能成为最新科技前沿的代名词,它是人类科技累积到一定程度,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直接推动下应运而生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的课题。毋庸置疑,人工智能虽来势凶猛、前景无限,但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产业化都还处于发展初期,真正的实质性发展和产业化普及尚需时日。人工智能发展对当前知识产权保护虽已有所冲击,但还都是局部的和浅层的,尚未达到要求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深刻和全面变革的程度。当然,理论研究需要未雨绸缪,需要具有预见性和超前性。当前,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受到热议,有不少法理和方法上的前瞻性探索为研究者开辟了一系列想象空间。本文主要就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理念和态度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制度应对:积极容纳与谨慎颠覆
  在对人工智能问题的诸多探讨中,不乏所谓“人工智能正在颠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哲学认知和制度标准”之类的说法。尽管“未来已来”的人工智能确实正在产生新的保护客体(如数据产品),创造新的保护领域(如算法的竞争法调整问题),以及带来保护标准的适应(如算法的专利授权标准),但简单断言人工智能对于知识产权制度形成颠覆还为时尚早。
  历史地看,知识产权制度历经300余年,总是不断受到新科技和新产业的冲击,虽在制度上不断完善和理念上不断更新,但基本体系是相对稳定、稳步变化的,革新和变化更多是在保持基本体系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完成,而不是动辄发生颠覆性改变。例如,版权制度产生于传统的手工制书时代,后来随着印刷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屡受冲击,使得版权制度不断扩容,不断增设新内容和拓展新边界,但新的拓展都是在原制度的基础之上,通常不轻易颠覆基础性制度。再如,印刷术的产生催生了复制权;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传播权;互联网技术使版权保护从纸质时代进入数字时代,催生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等。但是,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是在原制度之上的变革、扩展和丰富。只是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进行回望时,屡经阶段性变化的法律制度与最初相比可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恰恰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累积形成的。
  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不同于以往任何技术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冲击。这种断言为时尚早。尽管机器人、智能创作、算法、大数据等新概念新术语令人眼花缭乱,但现有法律体系具有足够的容纳力,对新客体进行审时度势的调整。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的数据产品案、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案等涉人工智能案,都采取了此类裁判态度。
  概括而言,涉及人工智能的冲击与解决的情形有以下几种:其一,现有制度的自然涵盖。如算法的专利保护,无非是在现有专利授权标准之下,根据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划分出可授予专利的“技术方案”和不具有可专利性的“智力规则”。利用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基本上仍然纳入现行著作权主体和客体进行衡量。数据产品已纳入民法总则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其二,在发展中谨慎应对。例如,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产品涉及的利益关系复杂,民法总则尚未直接将其定位为民事权利,但实践中已产生保护的需求,当前的司法充分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权利孵化器”的作用,先肯定数据产品为受保护的法益,并依法给予保护。数据产品能否和如何上升为权利,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其三,在现有制度之外开辟新领域。即在上述路径不能容纳时进行制度创设,这种情形多少有些颠覆性。总之,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新问题,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应对的基本态度是积极容纳、谨慎颠覆。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制度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架构和设计必然服从于和服务于创新与发展的现实需求。实践中,当知识产权法律规则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时,法律规则具有规范其发展的功能;反之,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必然以各种方式突破现有制度藩篱,最终建立新的适应性制度,实现制度规则的除旧布新。可见,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应充分体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为创新和发展创造空间。例如,在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兴起之初,美国克林顿政府曾发布绿皮书,试图沿着着重强化版权保护的旧轨道和原思路,呼吁在互联网环境下着重加强版权保护。但是,互联网环境迎来了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新利益格局,尤其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利益的保护受到突出关注。在新旧各方利益博弈之下出台的数字千年版权法创设了避风港、红旗标准、通知删除规则等新的制度设计。这些新的制度设计,显然不是从已有法理推论而来,而是立法者依据现实情况的变化,综合考虑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要作出的法律回应。同样,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必须充分考虑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需求。
  知识产权具有独特的利益平衡机制,其最根本的利益平衡是权利保护与公有领域的比例关系,即以最大化创新激励为公约数,合理确定权利保护的边界和强度,留下必要的公共空间,以确保创新的可持续性。例如,软件发展初期,20世纪70年代美国曾经就软件能否纳入版权保护进行过讨论,为解决该问题美国国会还专门成立“版权作品新技术使用国家委员会”,提出了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计算机程序视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的研究报告。计算机软件中的语言表达显然迥异于传统的文字作品,美国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进行版权保护,显然主要不是由传统版权法理推论而来,而是主要考虑到,填补对计算机软件进行版权保护的法律空白,有助于促进计算机技术和软件产业发展。此后,这种做法被写进了WTO项下的TRIPs协定。在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知识产权保护新议题,在确定是否以及如何保护的态度时,立法者的利益平衡考量也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为前提。例如,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问题情况复杂,有的创作物存在较多的人的干预因素,有的则更多是人工智能本身创作的。以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的创作物,其可版权性更适宜以现有的法律标准进行衡量。但对于人工智能独自完成的创作物的可版权性问题,应当以更好地处理权利保护与公有领域的关系,以及如何更有利于激励创新和促进产业发展的需要,决定是否保护和如何保护。如果将纯属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作品”纳入公有领域更利于创新和发展,可以否定其可版权性;否则,可以进行保护。
  现阶段,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仍主要是在现有制度体系内完成,更多是解决现有制度如何适应和适用问题。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首先是纳入和兼容,在无法纳入和兼容时进行零星的或者局部的创新和突破,对于现有制度的革命性颠覆很少发生。总之,既不能保守和墨守成规,又不能盲目冒进,而必须以需求为基础和实事求是。该突破时毫不犹豫突破,无需突破和颠覆时仍应进行兼容性和调适性适用。
  实现自然人利益: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
  人工智能是对于当今更具有人或者超人色彩的智能科技发展阶段、技术、产物和趋向的一种定义和表达,但无论如何,其毕竟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阶段、过程和趋向,是人类主导之下的一种科技进步和成就。无论当前对于人工智能的“智力”和“创造力”有多么新鲜和惊人的描述与预测,无论人工智能的前景是恐怖还是诱人,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保护都需要以人为核心。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设计中,应当以人的需求为主导。与任何既有法律体系一样,自然人仍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最核心最根本的法律主体。自然人以外的法律主体和制度设计,都必须服务于人类的利益需求。
  例如,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学界正在热议机器人是否具有主体资格问题,如具有深度学习、思考和创造能力的机器人是否可以成为权利主体,赋予其法律人格,从而使其能够享有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问题。譬如,英美等国家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法学家正在讨论能否赋予机器人虚拟的法律人格。2016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向欧盟委员会动议,将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的身份定位为“电子人”,赋予其特定权利义务。2017年沙特甚至石破天惊地授予智能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资格。但是,无论这些讨论和做法如何喧嚣,在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制度设计框架之下,即便是需要拟制的人,如法人,归根结底都是人类的工具,最终都是自然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赋予机器人以法律上的人格,也必然以是否为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所必需为根本标准。即便是赋予机器人知识产权主体资格,也不过是借此更好地实现自然人的利益,使之成为更好实现人类利益的制度工具。(作者:孔祥俊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凯原法学院院长、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院院长)
                                                             ——来源:《光明日报》2019-08-30

                              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不断跃上新水平
    知识产权治理是由国家主导,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于一体的全方位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与制度运行活动。一国的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与知识产权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我们应站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治理,推动我国迈入全球一流创新型国家行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实现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获得强劲发展动力。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相继出台。到9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门类齐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显著,逐渐成为激励创新、协调创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知识产权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确立了“基本实现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组建,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日益成熟,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如今,天宫翱翔、蛟龙下水、高铁奔驰、天眼探空、北斗组网、超算发威、墨子传信、大飞机首飞,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转变。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知识产权治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坚持以顶层设计保证治理正确方向。我们党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明确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思路和战略举措,注重统筹协调、系统推进,使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始终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协调、相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展知识产权事业的战略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更加契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需要。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全面加强党对知识产权治理的领导,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市场与政府优势互补提升制度绩效。我国知识产权治理逐步实现由政府推动为主向市场驱动为主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激励下,我国企业积极融入全球创新市场体系,自主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积极作为,同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创新的制度环境。
  主动开放合作体现大国担当。我国始终重视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使知识产权保护和相关法治建设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截止到2018年6月,我国已与63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订了多双边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等171份,与50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拓展执法交流合作,有效运用争端解决机制,推进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完善,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知识产权治理的各种问题。
  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治理体系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对自主创新的需求更为迫切。必须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为我国创新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更好处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在创新活动中的权力边界和职能重点,尊重科学和市场规律,避免对创新活动的直接干预,通过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引导产业升级。
  以法治手段协调创新主体的利益关系。随着创新领域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促进公平竞争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治理的重要维度。应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治理的利益平衡机制,加强反垄断立法和执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寻求创新活动中各方利益的最佳平衡点,不断完善公平、自由、开放、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
  积极促进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变革。当前,围绕国际规则和制度性话语权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世界主要国家均努力利用国际机制维护本国战略利益,掌握国际知识产权治理规则制定主导权。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也须加速融入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体现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精神,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作者:马一德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来源:《人民日报》2019-11-13

动态发展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三大看点
    执法更严、赔偿更高、维权更快——
    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建设侵权假冒线索智能检测系统、提高维权效率……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对我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出全面部署。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刚需”、国际贸易的“标配”,也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随着一系列创新举措的落地实施,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保护水平将进一步全面提升。
    力度空前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将全面提升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到76.88分,再创历史新高。
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有力带动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第14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提升至第31位。
    但与此同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仍存在侵权赔偿标准低等问题,要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确立知识产权‘严保护’的政策导向,健全‘大保护’的工作体系,打通‘快保护’的工作链条,构建‘同保护’的国际格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说。
    对此,意见作出针对性部署。意见共99条,在“强化制度约束”“加强社会监督共治”“优化协作衔接机制”“健全涉外沟通机制”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并明确提出,力争到2022年,侵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
    专家表示,意见是第一个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出台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纲领性文件,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保护水平全面提升。
    为确保各项工作要求有效落实,意见明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属地责任,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并将知识产权保护绩效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绩效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打好“组合拳” 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意见明确,要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保护,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今年4月23日公布的商标法修改决定中,明确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由修改前的三倍以下,提高到五倍以下,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惩罚性赔偿额度达到国际较高水平。
    在此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快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的修改完善,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加大损害赔偿力度。这必将对侵权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专家表示,此次意见出台,突出了社会治理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提出充分发挥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充分调动行业协会、商会、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志愿者等多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治理。
    此外,意见对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等进行了明确。
    “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多环节、多方面,意见着重综合施策,意在用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工具箱’,打好‘组合拳’。”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说。
    加强合作 搭建国际创新合作桥梁
    加强与国内外行业协会、商会、社会团体等信息交流,积极回应国内外权利人关切,构建海外纠纷协调解决机制……意见要求,更大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健全与国内外权利人沟通渠道、加强海外维权援助服务、健全协调和信息获取机制。
    我国将知识产权合作视为国际创新合作的桥梁,截至目前,加入了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与全球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订了多双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与50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建立正式合作关系。
    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中外企业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注重加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优势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重要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并将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构建普惠包容、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促进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
                                                                  ——来源:新华网2019-11-24

                                    尊重知识产权 强化司法保护
    凉茶品牌争议不断,华为三星专利诉讼成常态,高通苹果纠纷升级……如今,到处充满了知识产权,在市场竞争中尤为突出。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过程中,我们既要倡导创新文化,也要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刚刚过去的2018年,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这一理念已深入人心。
    2019年的第一天,中国知识产权诉讼法律制度迎来历史性突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北京揭牌成立。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就此正式建立。
    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权威
    中办、国办于2018年2月6日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掀开了2018年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的序幕。
    最高法院副院长陶凯元指出,《意见》的出台,将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稳定性和导向性,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将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实效性和全面性,切实满足权利人的正当保护需求;将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终局性和权威性,彰显法治精神。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严厉惩处“搭便车”“傍名牌”等侵权行为,依法加大对商标重复、恶意侵权的打击力度,为维护企业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培育自主品牌、保护商标权人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立案监督、民事行政抗诉、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职能,及时纠正商标侵权假冒领域有案不移、有案不立、以罚代刑、裁判不公、执行不力等问题。
    在法国迪奥尔公司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中,涉案申请商标为国际注册商标,申请人为迪奥尔公司。申请商标经国际注册后,迪奥尔公司向中国提出领土延伸保护申请。2015年7月13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驳回了申请,迪奥尔公司对此不服,又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但未得到支持。迪奥尔公司遂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法院均未支持迪奥尔公司的主张。迪奥尔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并判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针对涉案商标作出复审决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卫球认为,该判决具有指引作用。最高法院再审判决的理由是,由于审理商标局并未如实记载迪奥尔公司在国际注册程序中对商标类型作出的声明,且在未给予迪奥尔公司合理补正机会,并欠缺当事人请求与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径行将申请商标类型变更为普通商标并作出不利于迪奥尔公司的审查结论。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迪奥尔公司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对此未予纠正的做法,可能损害行政相对人合理的期待利益,有违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原则。这表明了我国重视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立场,对保护国际商标申请人的利益和对整个市场竞争环境有正面效应。
    增强知识产权权利人获得感
    针对知识产权领域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我国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尤其是发挥“三合一”审判机制优势,打造立体保护的良好格局,在发挥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保护品牌、激励创新主渠道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大对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有效发挥知识产权司法审查职能,依法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
    记者在湖北法院采访了解到,当地鼓励权利人打击侵权源头,大幅提高生产商的侵权赔偿数额。人民法院适时判赔“大额赔偿”,充分彰显了商标品牌的市场价值,促进形成了符合市场规律和满足权利保护要求的赔偿计算机制。
    同时,各地在适用诉前禁令方面,依法及时制止恶意侵权行为。既依法满足权利人迅速保护权利的正当需求,又防止滥用诉前禁令制度损害竞争对手。实践中,知识产权一旦被侵犯,即便知识产权权利人经过诉讼赢得官司,也可能早就丧失了市场竞争优势,或者商业秘密信息已经泄露。
    在美国礼来公司等与黄某某侵害商业秘密纠纷诉中行为保全案中,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公司申请称,2013年1月份被申请人黄某某从礼来(中国)研发公司的服务器上下载了48个申请人所拥有的文件(其中21个为核心机密商业文件)并私自存储。2013年2月份,被申请人签署同意函,承认下载了公司保密文件,并承诺删除,但后来拒绝履行,致使申请人的商业秘密处于随时可能因被申请人披露、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而处于被外泄的危险境地,对申请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对此,上海一中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黄某某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申请人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有限公司主张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21个文件。
    自2019年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行为保全制度在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领域的实施。
    为解决专利侵权案件损害赔偿难问题,广东法院启动了相关探索和试点,确立“以市场价值为导向”的思路,逐步形成“证据思维和市场导向”的司法认定路径。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法定赔偿方法,应当考量案件相关市场导向的要素,主要从侵权行为的危害性,侵权人主观状态,专利权的类型、创新程度和稳定性,专利权生命周期和侵权时间,专利产品获得市场认可的程度,权利人与侵权人的商业关系和许可政策,侵权产品所获利润中应归功于涉案专利的比例,涉案专利为标准必要专利的,经综合分析与价值分摊处理之后的历史许可使用费情况等因素来科学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维护公平健康市场竞争秩序
    2018年,共享充电宝企业在历经“野蛮生长”后回归冷静,年底两家共享充电宝企业之间围绕知识产权的诉讼也有了结果。北京高院二审判决被告深圳街电科技有限公司两项专利侵权成立,街电科技停止制造、使用涉案实用新型专利,并赔偿原告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经济损失。
    QQ声音“嘀嘀嘀嘀嘀嘀”商标诉讼,“网易云音乐”侵害腾讯公司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互联网领域的官司广受关注。互联网领域无疑是创新创业的“优选地”,其中的新类型纠纷也更多,利用移动互联网实施侵权犯罪日益凸显。
    进一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与归责界限、“通知与移除”规则以及过错归责等原则,妥善应对网络环境下证据举证和证据采信等,这些问题涉及如何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与促进技术创新、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手段之一,区块链电子存证技术在2018年被引入司法审判领域。
    2018年12月26日,“抖音短视频”诉“伙拍小视频”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正式宣判。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明确:涉案的抖音15秒短视频虽然篇幅短小,但具备很强的独创性和正能量,应当属于“类电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类电作品在著作权法上与电影作品并列,其定义条款规定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认为,抖音诉伙拍短视频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在实体规则上,针对短视频这一典型具有互联网特色的作品类型,深入分析其独创性特征,认定短视频属于类电作品,体现了开放创新、与时俱进的司法审判智慧,为高度活跃创新环境下著作权法的适用提供了典范。
                                                              ——来源:《经济日报》2019-01-16

                                    为中医药产业知识产权“把脉”
    “加强中医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健全赋予中医药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的管理制度,建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权益保障机制。”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发布,为中医药发展“把脉”“开方”,更为新时代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指明方向。
    “《意见》的出台对于中医药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工作非常重要。其中提出了要进一步健全中医药科研机构和人员对科技成果的自主管理权,这必将进一步激发科技工作者对中医药的研究开发,促进产生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法律保护重点研究室主任宋晓亭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通畅创新研发的“经络”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一百年前,鲁迅先生痛恨于当时“名医”开出的近乎迷信巫蛊的“中药”方子,曾在《呐喊》自序中如是呐喊。事实上,千百年来,由于没有专利制度这样的制度保障,中医药的效果和副作用缺乏标准和权威认证,导致浩如烟海的中医药成果中鱼龙混杂,阻碍了真正的中医药智慧结晶传承发扬。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负责任、有恒心的医药研究者从中医药宝库中“淘沙”“掘金”,让湮灭的中医药瑰宝再度发出光芒。
获得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屠呦呦正是中医药“掘金者”中的领军人物。然而众所周知,由于屠呦呦的青蒿素研制成功时,我国尚未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屠呦呦和团队无法依靠法律武器去保护创新成果,反而随时面临可能被虎视眈眈的对手窃取甚至夺取的状况。为此,屠呦呦团队只能选择公开青蒿素成果,避免我国的创新结晶成为别人的专利。“没有专利保护的创新成果,就像没有铠甲的勇士,随时可能被竞争对手或剽窃者的明枪暗箭射杀。”对此,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刘海波如是评价。
    “传统的中药制剂必须走技术、数据的标准化之路,才能在有效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而实现标准化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将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在天士力控股集团(下称天士力)法务总监郑永锋看来,中医药行业要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必不可少。
    天士力的养血清脑颗粒(丸)正是得益于企业对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在竞争对手的功绩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天士力在该药品研发过程中,基于公知技术,将组分中“当归”和“川芎”两味药用量优化改进,有效提高药效,形成了技术专长,获得专利。2005年,天士力在历时19个月的涉养血清脑颗粒(丸)专利诉讼中获胜,成功向对手索赔1元钱。郑永锋表示,“1元索赔”远不能弥补企业损失,而是为了引起社会公众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要保持中医药行业的创新发展,必须不断创造出新的技术,产生知识产权并加以严格保护和有效运用。”郑永锋说。
    “目前中医药行业在传承方面的确成绩斐然,但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投入还是偏少。发明创造需要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没有投入,就不会有知识产权产出。”面对当前中医药产业科研投入与化学药和生物药相距甚远的现状,郑永锋认为,国家和行业都应准确认识中医药技术研发难度大、周期长的特点,持之以恒地向中医药科研增加资金投入,让好的技术成果和知识产权不断涌现。“《意见》要求健全赋予中医药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的管理制度,建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权益保障机制。这意味着科研机构和人员对于自己的发明创造如何处置将有更大的自主权,中医药领域发明创造的技术知识产权化将更加方便,发明人在技术转让过程中的权益保障将会得到加强。这一切都有利于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郑永锋指出,加大对科研的资金投入、加强对科研机构和人员的激励,将推动中医药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
    开出全面保护的“药方”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全方位、多角度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予以保护。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下称中医药法)发布,列出多种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包括鼓励采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措施保护道地中药材;国家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对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传承使用的权利,对他人获取、利用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等权利;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等。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伟大的科技成果。”宋晓亭表示,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和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从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颁发《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意见》,到中医药法出台,再到此次《意见》的发布,更是把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提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如何有效利用我国在中医药领域的各种优势,并将其转化为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研究。
    宋晓亭建议,要落实《意见》中“加强中医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部署,我们在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同时,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传统知识、传统技艺的市场保护,对一些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机制予以坚持和推广。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2019-11-04

                                       数字化变革呼唤知识产权生态
    “在阿里巴巴平台上,现有超15亿种存量商品,每天有超3000万种新发商品上线,每件商品背后还链接着标题、图片、属性等要素。此外,每年会接到1000余万次权利人投诉、100余万次消费者举报……”阿里巴巴集团知识产权团队运营负责人王华丹在日前于杭州举办的“第十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论坛上分享了这组来自公司内部的最新数据。
   他坦承,面对海量数据,要想在其中找寻到侵权信息、通过人工来审查每个商品是否合规十分困难,“可能需要一个超级大团队来完成”。
   事实上,这并不是阿里巴巴集团一家企业的困惑。在今年的中国知识产权年会现场,大到世界500强,小到新兴企业,在知识产权发展之路上,它们纷纷感受到了来自“数据”的压力和挑战。
  这是一个数字变革时代,声音、图像、文字等一切信息都被“数字”化。对于创新主体来说,如何更好地保护、管理与运用知识产权,系其提高创新创造能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数据是“美味佳肴”的原材料
  无论你接受与否,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并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我国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可略见一二: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 34.8%;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0198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4%;互联网用户达8.29亿人次,普及率达59.6% ;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人,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比率高达98.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曹新明认为,数字化时代有4个特征:数据是核心生产要素;网络、通信技术、5G、大数据等数字基础设施是重要支撑;每个人应具备“数字素养”,即接受数字信息、数字服务,利用数字设备进行数字生产,不能成为“数盲”;数据处理能力是数据管理应用的关键。
  “大数据是现代工业创新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和创新至关重要的基础,也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助理总干事高木善幸如是说。
  他形象地比喻道:大数据就像是杭帮菜中的原料,比如鱼、鲜蔬等等,“数字化转型与知识产权战略密切相关,我们必须仔细挑选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使用的‘食材’”。
  的确,在数字化升级转型中,我国知识产权信息的数据量也在持续增长中。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提到,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现如今中国每年的专利商标申请量稳居世界首位,通过专利合作条约促进提交的专利申请量和通过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提交的商标申请量已分别位居全球第二位和第三位。此外,国外申请人在华申请发明专利累计超过79.8万件,年均增长3.9%,申请商标累计超过108万件,每年增长10.5%。
  不过,这些海量的数据并非全部能“发挥作用”,一些知识产权信息数据因格式等特殊要求而无法被机器所解读和处理。
  高木善幸认为,知识产权领域的数字转型,首先需要创建一个全球标准化的“干净”的数据结构。
  事实上,20年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便开展了一项工作,即通过梳理知识产权信息,建立数据梳理的有关标准,协助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局将其系统进行现代化升级,将有关信息数字化,并为其提供免费软件进行数据转换,确保未来信息的数字化。
  “未来需要包括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内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开发新的软件,推动信息数字化,使得知识产权信息真正成为知识产权价值链的源头。”高木善幸说。
  诸多矛盾有待解决
  在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看来,当今的数字经济时代也可被视为以知识产权为先导的“知识产权经济时代”。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前者是技术视角,后者则是经济形态和社会视角。随着科技创新的超高速发展,信息从不对称走向对称,同时也实现了通信零距离、交通微距离,这催生了新的知识产权生态。“当今时代,不只是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对知识产权开发以及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愈发成为国家、企业占据竞争优势的关键。”
  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信息革命带来的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理论与制度总是面临着当时的技术形式和经济社会的新问题、新矛盾。
  曹新明表示,数字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诸多新挑战,其中有三大矛盾。首先,传统知识产权理论与现代数字技术的矛盾。他表示,传统知识产权理论已历经数百年历史和5次科技革命挑战,每次挑战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即是否需要改造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和制度?而在数字经济时代该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有学者认为,当下要对知识产权理论进行颠覆性的改革。也有学者认为,要坚守知识产权的理论传统。
  在曹新明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具有很强的生成(即创造、创作、创新)能力,因此,其在知识产权领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工智能能否因生成的作品而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是知识产权保护与滥用的矛盾。曹新明认为,数据、移动通信等成为了生产生活的要素,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专利劫持、版权流氓、商标欠缺和知识产权圈地等滥用问题,比如黑洞照片的版权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陶鑫良也持相同观点。“数字化带来的数据量大增,使得知识产权的滥用比以前更加容易,所导致的后果也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地步。”陶鑫良建议,要把知识产权当成一种产业发展和企业振兴的工具,而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神明”。一方面严厉制裁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激励创新、促进传播;另一方面严厉遏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反滥用、反垄断和反暴力。
  第三个矛盾则在于国内保护与国际保护的矛盾。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其效力只在授予其权利或确认其权利的国家产生。
  曹新明表示,当前,在尚未打破地域性界限的前提下,一个产品在国外没有申请专利、没有注册商标,很容易受到侵害。他提到了目前仍存在争议的“知识产权的长臂管辖”,“事实上,只要中国权利人的权益在外国受到了损害,我们就有权干涉,但这个问题具体应如何解决,还需讨论”。
  陶鑫良还提到了当前面临的一个冲突:在数字经济时代,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原有知识产权的制度惯性和思维惯性不平衡。他举例说,比如著作权许可制度,以往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在授权许可时,速度慢、成本高、效率低,而互联网使得人们更迅速便捷高效地获取信息,但著作权许可制度仍是采取先授权后使用的方式,“这浪费了科技所带来的便利。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登记和权利备案,以及迅速地维权”。
  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生态
  数字化经济时代,信息的全面开放共享是知识产权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的因素之一。未来,打造一个更加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制度和生态,对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提升竞争力至关重要。
  阿里巴巴副总裁、阿里巴巴合伙人俞思瑛从互联网产业角度提出,数字化知识产权是全球创新力保护和生产力竞争的过程和结果,是从基础设施到应用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发生全局变化的一个时代。知识产权的本质不仅在于保护,更在于通过其所带来的商业化应用,激发更多的创新创造。
  “未来是大数据的市场,除了保护数据,网络存储、计算和算法也是保护的对象,需要政策引导和设计合理的配套技术。”俞思瑛同时表示,在人人都是创新者和内容创作者的氛围中,对于建立一个具备更快速、更强应对能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曹新明提出了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大数据环境下对公有领域的再认识;知识产权面临更复杂的冲突,需要建立新的判断标准;数字化的结果归属问题;新型权利识别的认定,等等。
 
  高木善幸指出,如何对海量的知识产权信息进行数字化管理和保护是未来的一个战略方向。“数据与各类知识产权必须要互通有无、与时俱进。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针对知识产权信息的数字化要升级到什么程度,这方便我们为其提供数字化管理工具。”
  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保护数据。高木善幸希望建立“时间戳服务”,即数字化公证服务。“它是一种证明,表明你产生了数字化的数据,而且可在一定时间内申请保护,这在交易双方产生分歧时提供数据化事实,且不需要对数据进行篡改。我们还希望更大范围地促进数字化创新生态体系,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工具更好地提供政府公证服务。”
                                                              ——来源:《经济日报》2019-09-17

                                  技术调查官是个什么“官”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宣布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建成,启动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共享机制,同时发布《技术调查官手册(2019)》。这意味着在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领域,技术调查人才或可实现全国范围内按需调派和人才共享。
  技术调查官是个什么“官”?《法制日报》记者从最高法了解到,在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中,技术调查官增强了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对于提升审判质效尤为重要。近5年来,人民法院初步建成以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基石,以技术咨询、专家陪审员、专家辅助人、技术鉴定制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
  技术调查官队伍辐射全国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法院目前已有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360多人,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75%,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平均从业年限达9年。除人民法院聘任和聘用人员以外,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以借调、兼职、志愿者等多种方式参与技术事实查明工作,已基本覆盖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中常见的主要技术领域。
  记者梳理发现,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率先成立技术调查室。2015年至2018年,南京、苏州、合肥、郑州、武汉、青岛、天津等地法院紧随其后,相继建成各具特色、来源多样的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队伍。
  “建成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启动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共享机制,标志着以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为统领,以京津冀、江浙沪、大湾区和中西部重点区域为核心,辐射全国的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队伍分布格局和统筹调派工作机制初步成型。”最高法副院长、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罗东川说。
  记者注意到,我国在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制度建设方面已颇有建树。201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颁布实施;2017年,《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正式施行;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将有关规则上升为司法解释。
  “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及南京知识产权法庭等分别制定了关于技术调查官人员选任、参与诉讼、管理考核的具体实施办法。”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王闯告诉记者,以最高法有关文件为主干,各有关单位规章制度为枝蔓,涵盖顶层设计、中层机制和底层细节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规章制度体系基本建成。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各有关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质效提升的重要支撑,有关法院要扎实开展工作,推动中国特色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在新时代实现新跨越,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现新发展作出贡献。”罗东川说。
  有效破解技术事实查明难
  来自最高法的统计数据显示,5年来,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累计参与案件审理3813件,解决技术问题4326个,提供技术咨询6753次,参与庭前会议及庭审2379次,参与勘验、保全375次,出具技术意见1489份,有效破解了技术事实查明难题,大幅提升审理质效,初步形成根据案件技术事实难易程度,选择适用简单提供咨询、深入调查事实、多人协同配合等不同工作模式参与诉讼的普遍做法,基本实现繁简分流、快慢分道。
  一组对比数据更能说明情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队伍建成次年,技术类案件结案数同比增长85%;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的案件,至今无一件因技术事实问题被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作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积极作用彰显无疑。
  “各地法院根据工作实际和区域条件,选拔任用了一大批优秀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形成各具特色的人员配备模式。”王闯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采取交流人员为主、兼职人员为辅、志愿者为补充的模式,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采用以在编技术调查官为核心的技术团队模式,南京知识产权法庭采用专职聘用技术调查官模式,苏州知识产权法庭采用半全职交流人员模式等。
  “今年8月,我们调派本法庭机械领域技术调查官丁雷参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免耕式双垄沟全铺膜覆土联合作业机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审理。”王闯说,这是最高法知产法庭首次调派技术调查官支援地方法院。
  此案中,涉案发明专利涉及一种具有旋耕、开沟、整形、铺膜、覆土、镇压、打孔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农业机械,技术方案复杂,技术事实查明难度大。丁雷多次通过远程文件传输、音视频通话等方式与银川中院合议庭沟通相关技术问题。因被诉侵权产品的内部结构和部件细节等关键技术特征无法远程查明,丁雷赶赴银川协助合议庭现场勘验了被诉侵权产品实际作业状态,迅速查明了有关技术事实。
  建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
  如何解决技术事实查明人才来源较窄、技术领域分布不均、供需关系紧张等难题?如何看待经费保障、人员编制、机构编制、地域条件等制约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发展的现实因素?
  作为统一审理全国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机构,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积极统筹促进全国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发展,目前已初步建成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启动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共享机制,发布《技术调查官工作手册(2019)》。
  “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由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负责筹建,汇聚了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南京、苏州、杭州、青岛、合肥、天津、武汉、郑州知识产权法庭的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360多人,基本覆盖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中常见的近30个细分技术领域。”王闯说,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将适用或者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按需调派技术调查官和技术咨询专家。
  “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和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共享机制的建立运行,对于实现既有技术调查资源效用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欠发达地区法院技术调查力量不足、发达地区法院技术领域覆盖不全的问题。”王闯说。
  此外,为切实解决实践中技术调查官工作认知习惯差异大、参与诉讼细节规范不统一的问题,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牵头组织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苏州、天津、深圳等地法院编写完成《技术调查官工作手册(2019)》。手册全文共79页,约2.9万字,包括技术调查官的指派和调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调查取证、保全和勘验,技术调查官参与询问、听证、庭前会议和开庭审理,技术调查意见撰写指引,技术调查官的考核,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中的技术调查官6章,另附8个常用工作模板。
  “手册将为技术调查官提供了细致、明确、可操作的工作指引,为技术调查室提供了简明、实用、可复制的工作范式。”王闯说。
                                                              ——来源:《法制日报》2019-12-05

                        我国设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
                                知识产权保护助力企业“出海”
    7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赵刚表示,我国已设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未来,有相关需求的企业和社会公众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电话和窗口等3个途径,寻求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帮助。
    完善知识产权海外纠纷应对机制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出海”的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知识产权纠纷的频率明显上升。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司司长张志成表示,这有很多原因:有的是不清楚海外的制度,对于法律程序不了解;有的是信息不通畅,语言不通。另外,也不了解在海外维权找哪些专业化机构,造成企业在海外维权难度比较大。
    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建设完善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强化信息供给。从2015年开始,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建设了海外知识产权信息平台,并推出微信公众号服务,向企业提供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制度环境、实务指引、服务机构等基础信息。目前,已汇集1400余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20多个重点贸易对象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环境概览,近30本知识产权实务指引。同时,提供了350多家涉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40余名专家名录,为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提供信息支持。
    今年7月,我国设立了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聚焦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中存在的难点和痛点,构建国家层面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收集和发布渠道,建立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指导和协调机制。
    “指导中心主要有两项任务和职能。一是更大力度地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合作,指导和服务企业在海外维权,做企业海外维权的‘服务器’。”张志成说,“二是更大力度普及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指导和服务企业全面了解和充分尊重他国知识产权制度规则,做海外规则的‘扩音器’和企业国际化发展知识产权能力提升的‘助推器’。”
    在加大维权力度的同时,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合作,支持企业海外获权和维权。张志成表示,我国为企业编制发布了美国、日本、巴西、印度、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的专利申请实务指引。同时,密切与各国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沟通合作,牵头签署并推动落实“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共同倡议”和“合作措施”。2018年,首批中国有效发明专利在柬埔寨登记生效,中国发明专利审查结果也得到老挝的认可,还与很多国家签署了专利审查高速路合作协议,目前,合作伙伴已经增加至28个,方便企业获权。
    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广泛认可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国持续加强行政司法保护和执法指导。上半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5万余件,同比上升约80%;审结侵犯知识产权罪一审案件2000余件,同比上升约23%;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900余件、3400余人;1月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侵权假冒犯罪案件42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900余名,涉案价值48亿余元。
    多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保护的效果与创新主体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其中赔偿低是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影响权利人获得感的关键。
    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多个文件,要求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积极推进专利法、著作权法修改进程,推进商标法新一轮全面修改和专利法实施细则、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介绍,2018年12月,《专利法修正案(草案)》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规定了一倍到五倍的惩罚性赔偿,并将法定赔偿额从现行的“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提高到“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
    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商标法修正案》,进一步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额由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提高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并将法定赔偿额的上限从三百万元提高到五百万元。这些举措都将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的认可。据调查,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由2012年的63.69分提升到2018年的76.88分。中国欧盟商会今年5月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585家在华欧盟企业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美国商会今年3月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专门指出,中国在网络销售环境改善、药品专利执法等方面的成绩尤其突出。
    “今年上半年,国外在华申请专利和商标的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专利增长8.6%,商标增长15.4%,延续了多年以来逐年增长的势头。”赵刚表示,知识产权是和贸易紧密相连的,是营商环境的重要部分,外国企业愿意在中国申请专利和商标,到中国来投资贸易,说明我国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包括知识产权制度运行都是良好的,说明外国企业对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有信息。
                                                              ——来源:《法制日报》2019-07-25

                                      知识产权 激活创新之源
    1985年,“85100001.0”新中国第一件专利号码产生,标志着“知识无价亦有价”的时代由此肇始。此后30余年,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累计授权专利达1700余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
  胡国华,新中国“第一号专利”发明人,原航天工业部高级工程师。如今年逾古稀,他仍未停下科研创新的脚步,先后获得专利授权20余项,见证了我国知识产权发展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由多向优。
  从无到有,为创新创造赋值
  “从地上捡五块八块钱的东西可能会被人瞧不起,但偷用别人的技术,却没有人当回事。在实施专利法之前,技术是公有的、共享的,只需开个介绍信说明身份,就能把别人多年辛苦研究的成果瞬间学到手。”忆起当年,胡国华满是感慨,他说自己经历过发明创造“不值钱”的时期。一家挑水家家喝,表面上利于技术交流,实则严重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使发展走上快车道,也为创新创造重新赋予价值。1985年3月29日,胡国华到专利局查阅资料时,偶然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三天后的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将正式实施,专利申请受理工作也将同步展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国华当即萌生了提交专利申请的念头。他翻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专利需要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我当时的创新成果很多通过展览、学术论文等方式公开了,已不符合专利新颖性原则。”一番考虑过后,胡国华选定了自己最新研发的一种光学图像处理技术。
  彼时,专利局聚集了不少闻讯而来的申请者,但专利受理处所在的一处平房尚在修缮施工,连门框都没有。“当时那里乱糟糟的,不少人都在观望。”胡国华灵机一动,赶紧制作了一块写有“申请专利在此排队”字样的纸板。“我把牌子往门上一挂,大家就自觉在我身后排起了队。”经过与同事三天三夜的接力排队,终于在专利法实施首日,第一个提交了申请材料。
  由弱变强,为改革开放赋能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弱。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北京、广州和上海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挂牌成立。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揭牌成立。据统计,人民法院2018年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34951件,审结319651件(含旧存),科技创新的法治环境进一步优化。
  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重新组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现专利、商标、原产地地理标志集中统一管理。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审查质量和效率持续提升,2018年累计减免专利费用58.6亿元。目前,我国已经启动面向2035年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制定工作。
  从1985年我国开始实施专利法,到2012年底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突破100万件,用时仅27年,成为世界上实现这一目标最快的国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由2007年的0.6件增长至2019年6月底的12.5件。在发明专利授权和拥有量中,国内所占比重稳步提高,2019年上半年分别达到80.7%和71.3%。
  今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上,胡国华30多年前获得的85100001.0号专利证书也被作为展品陈列其中,成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由多向优,为知识经济赋智
  数量是基础,质量是关键。中国知识产权量质齐升,“含金量”与日俱增。2018年,我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达到1224亿元。累计核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企业8179家,相关产值逾1万亿元。2016年至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累计115.1亿美元,提前实现“十三五”专项规划目标,知识经济日渐繁荣。
  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和拥有量有效支撑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神舟天宫太空对接,蛟龙深潜远洋探险,高铁驰骋纵横南北,国产大飞机载梦翱翔……自主知识产权赋能创新发展,汇聚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磅礴动力。
  2018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5.5万件,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二位。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排名升至全球第十四位,成为唯一进入前3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从第一项专利诞生到如今原创IP概念及其衍生产业如火如荼,知识产权早已深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知识经济蓬勃兴起。与专利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胡国华难掩自豪,“专利法对发明创造加以保护,不仅给个人带来成就感,一旦形成产品,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知识产权报
                                                               ——来源:《人民日报》201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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